新四军第二师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在皖东的主力部队,前身是新 四军第四支队,骁勇善战的二师将士为根据地党政军民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与定远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
土地革命时期,因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1933 年春中共定远地方党组织活动被迫进入中断期。1938年1月29日,驻滁城日 军出兵定远县,31日定城沦陷,定远人民流离失所。
1938年秋,遵照党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战场的指示,新四军第四 支队挺进皖东。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苏皖省委和新四军 第四支队民运工作组,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党的恢复发展工作,中断5年之久的定远革命烽火再度爆燃。在民运工作组的帮助下,定远地方党组织犹如雨后春笋,拔节而起。
1939年4月至12月,在皖东津浦路西先后建立了中共定凤县委、定西工委、藕塘中心区县委、定凤中心县委,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定远县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在定远直接指挥了皖东军民敌后 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国民党顽军妄图消灭或挤走驻定远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了粉碎敌人阴谋,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遵照刘少奇指示,奋起自卫反击。3月4日攻克定城,3月9日成立了华中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魏文伯。
1941年9月18日,路西临时参议会召开一届一次会议。在津浦 路西一届一次临时参议会议上,魏文伯当选参议长,梅子明、刘子谷 当选副参议长。童汉璋任路西联防办事处主任,魏文伯任副主任。
1945年8月14日,新四军二师五旅所属部队第二次解放定城,
定远县委、县政府迁入城内,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县政府被迫转移 农村,我军北上。
抗战期间,新四军二师在淮南地区开创了拥有330万人口,3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建立了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主力部队从3100多人发展到35000多人。抗战后,从新四军二师(含江北指挥部)走 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5位、开国将领66位,二师在涌现大批英雄人物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2万余人,他们用鲜血和生 命谱写了光辉的史章。为纪念这些殉难烈士,1944年9月18日新四军二师在藕塘建成“抗日烈士纪念塔 ”,并立碑以志,永著史册。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华中敌后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根据地处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以津浦路为界,分路西、路东2个地区。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革命根据地西至淮南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东以津浦路为界。藕塘地理优 势明显,境东多险峰峻岭,西北河壑纵横,仗戟出征,可进津浦南段、淮南北段,毁敌交通枢纽,断其军火运输;敌若犯我,又有险可守, 皇甫、朗峰等深山密林可隐蔽回旋。
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司令员高敬亭的带领下,由皖西东进皖东。1939年春,四支队八团以定远藕塘为中心,开创抗日 根据地。1939年7月,在定远县安子集,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不久五支队陆续越过津浦铁路,开辟了来安等路东新区。1939年秋,以藕塘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罗炳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战斗过。
政权建设
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十分注重政权建设,没有政权的根 据地是不稳定的。因此,政权建设是整个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方面,它 与党组织、军队等建设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 阶层、团体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第 一次提出了“三三制 ”原则,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 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津浦路西根据地党组织严格遵循中央指示,在各县政权成立的同时或稍后,按“三三制 ”原则,普遍建立了参议会。参议长大都由县长兼任,副参议长和参议员不少是开明士绅和民主人士。1940 年 3 月 9 日,在刘少奇亲自指导下,华中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魏文伯任县长。1941 年 9 月 18 日,路西临时参议会召开一届一次会议,魏文伯当选参议长,民主人士梅子 明、刘子谷被选为津浦路西参议会副参议长。“三三制 ”不是三者平 分秋色,要保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使党的主张通过政权去贯彻、去实现。也不是党包办一切,干涉政权的日常事务,更不是搞党权高于一切。路西根据地正确贯彻“三三制 ”原则,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根据地的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大大巩固了各级民主政权。
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本宗旨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扬民主,这既是民主政权建设的核心,也是中国革命事业能够长远发展的保障。为保证人民享有抗日的民主和自由,根据地积极实行民选制度,欢迎劳苦大众参与政权、掌握政权。这项制度起步于 1942 年。此前,因干部缺额较大,乡以下仍沿用国民党的保甲制,对原有的保甲长多数采取教育、改造、利用。
1942年3月,根据地采取划大乡为小乡,彻底废除保甲制度,选举公民代表,成立公民小组,来加强和改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 1942年5月9日路西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的《路西乡选暂行条 例》规定:“凡居住境内之人民,年满 18 岁者,无阶级、党派、职 业、性别、民族、宗教、财产与文化程度的区别,经登记取得公民资格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主政权的县、区、乡长和保长都 是自下而上,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任满改选、工作有成绩、人民信得过的可连选连任,表现不好的落选或罢免。
路西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行政委员会、行政首长(县、区、乡长)三方面合为一体。人民代表会(参议会)是同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闭会期间,行政委员会和行政首长为最高政权机关。
为克服财政入不敷出的困难,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从 1942 年起,根据地全面进行精兵简政。2月,新四军第二师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主力部队按3/5,地方部队按2/5 的原则缩编,将全师9个团缩编为6个团,全师主力保持18000人。1943年部队再次精简,全师只保留10300余人。同时撤销路东、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成立淮南军区(由二师兼)及其所辖的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分别由第五、第六旅兼)。
地方党政机关重点是减少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遵照中共中央 关于脱产人员不得超过根据地总人口 3%的规定,县区两级是精简上 层,充实下层。县只保留民政、公安、财政和税务科。区政府不设副 职,只保留公安、民政和财粮3个委员。编余人员到基层,充实生产第一线。精简后的津浦路西地区,脱产人员总数为 1.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5%。
兵精粮足而胜敌,政简赋轻而安民。由于根据地赋税轻、收入少, 故部队与地方人员的生活是极其困苦的。
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民主作风,根据地明令废除一切官僚作风与衙门作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接触工农大众,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邓子恢身先士卒成为当时的楷模。筹建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时,大到江北指挥 部批准文书,小到县政权布告的书写,事无巨细,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他经常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边说、边记,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他的带领下,根据地很快兴起了调查研究的好风气。
1942年秋季开始,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各级领导均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淮南行署主任方毅,腿患关节炎,冬天需要增加1条卫生裤(时价抗币8元),他只有6元积蓄,钱不够,只好作罢。
为了树立民主政权廉洁、公正、勤勉形象,1942年9月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发布通令处罚贪污受贿人员,起到了震慑作用。1944 年 3 月,张云逸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动员全体指战员争做厉行节约的模范。
这一系列举措的施行,纠正了不正之风,对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此后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各类抗日群团组织,是民主政权的得力助手和建设加强民主政权 的重要力量。1940年5月1日,定远县农抗理事会成立,县长魏文伯到会讲话,同时普遍成立了工、农、青、妇、文、商等抗敌协会组织。此后分别成立总农抗、总青抗和总妇抗,根据地有了扎实的群众 基础。1942 年底根据地各类抗敌协会会员达30余万人。日本投降前夕,根据地人民群众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敌协会组织。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协助政府推行各项法令,民众的政治觉悟和自治能力不断提高,红色政权日益巩固。
淮南抗日根据地虽然过去80多年了,但其政权建设的基本做法和经验,仍对我们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很多启示和现实意义。
统战工作
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离不开党的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
日军侵占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时皖东地区日军兵 力较弱,逃至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系军队趁机返回皖东。这样,淮南地区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汪伪3种政权,有新四军、顽军、日军、 伪军4种武装力量。为此,淮南路西根据地军民既要抗敌又要反顽,常常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处境险恶。
为了尽可能扩大抗日力量,淮南根据地对人民自卫武装不采用收 编并吞的做法,而是极力团结帮助他们共同抗日,直到自愿加入新四军行列。对民愤不大的土匪武装不采取剿灭之做法,而是以抗日政策,加以改造,使其逐步成为人民武装。对伪军除打击极少数死心塌地的 汉奸外,其他尽量争取其弃暗投明。对沦陷区的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统 治区的国民党军队,则从民族大业出发,欢迎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团结感动了各阶层人士,调动了 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在淮南地区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 的扩大和巩固。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而发展进步势力 则是最基本的环节。占农村 90%以上的农民,既是我党我军的主要依 靠对象,又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到达定远后,他针对新四军四、五支队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部队很少发展,未建立政权,给养没有 保证,政治经济孤立无援等被动状况,大声疾呼:“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部队,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 ”。四、五支队遵照 刘少奇的指示,迅速发出参军参战的号召,农村广大热血青年原本就 热爱共产党和新四军,一声号召,立即掀起了参军热潮。从 1940 年 初起的短短3个月时间里,四、五支队由原来的7000余人猛增到1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 5000 余人。与此同时,党组织、民运工作 等也有较快的发展。由于军队的不断壮大,根据地也随之快速发展。从1940年3月至9月,津浦路东、路西,先后建立起 15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政令所及人口达 220 余万。 日本投降前夕,根据地拥有 17 个县政权,面积 2.1 万平方公里,人口 330 余万。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其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淮南地区沦陷后,伪安徽省省会设在蚌埠。各县城和较大的集镇均有日伪军据点,津浦、淮南两铁路线敌伪均驻有重兵。津浦路东被中央军韩德勤部占据,路西常驻桂系顽军一三八、 一七一等师,全椒县古河镇和定远县杭家圩驻有国民党地方军第十、十二两个游击纵队,形成了敌、顽、我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新四军 第四、五支队初创淮南根据地时,国民党部队因派系不同,对新四军 的政治态度也不一。必须区别对待,尽力争取。
1939年12月下旬,日军分路“扫荡 ”路西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周 家岗和古河等地,驻古河的国民党军李本一部却不战而逃。四支队按刘少奇的指示,奋起反击日军,收复了周家岗和古河等地。反击战结 束后,李本一以古河是国军防地为由,要求新四军立即撤离。为了尽 可能争取李本一,徐海东决定把古河镇交还李本一,李本一颇为感动, 以几十头肥猪和许多食品慰问我军。1940 年 2 月下旬,李本一虽参 与了围攻我驻大桥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但只派其 兵力的一小部分,我七团稍加阻击,遂退回原防地。
抗战初期,津浦路西到处都有民间组织“红枪会 ”,原本是民众 自发的防匪组织,后来不少被敌、顽利用操纵,我军的抗日活动常受 其阻挠。为了争取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我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各种说服 教育,红枪会成员逐步觉醒,纷纷向我军靠拢。1943 年 6 月,我军攻打绰庙集日伪军据点,红枪会集中2000余人参战,敌军吓得不战而逃。
1943年初,活动在津浦线南段的我铁路工委及所属便衣大队, 深入敌巢,逐步争取了沿线的伪军。变敌据点为我情报网、联络站, 使敌人精心策划的封锁线,成为我连接路东、路西的安全走廊。一次, 我运输队用 30 多头驴子驮运 4000 余斤食盐,也能大摇大摆地通过敌 人封锁线。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顽固势力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是很难改变的。1940年初,苏皖两省国民党顽军,向我四、五支队发动进攻。遵照刘少奇“只有坚持斗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 ”等指示,我军奋起自卫,反击顽军。1940 年 3 月 4 日,新四军一举解放定城。
桂顽李品仙部时常犯我根据地,不断挑起事端。1940 年 6 月 15 日,桂顽以4 个团兵力进攻路西根据地。我军被迫自卫还击,一战于古城集,再战于鸡鸣桥,顽伤亡 200 余人后溃退。1941 年 10 月,桂顽一七一师五一一团一部,强占我大桥集,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向顽军发起强攻。四旅十一团全歼顽军 1100 余人。六旅十六团又在新张家击溃增援大桥之顽军,歼顽 300 余人。此战十一团、十六团获“铁锤子团”称号。桂顽总是失败一次,老实一阵,不久又是卷土重来。1944 年 11 月中旬,桂顽一七一师纠集 2500 余兵力,向我驻站鸡岗地区的十八团发起进攻,新四军五旅集中4 个团的优势兵力,全歼来犯之顽 军,敌五一二团团长蒙培琼被活捉。战后,顽军一文书打油诗中写道“站鸡岗上真伤悲,战马奔腾血肉飞,问君能否记忆起?北上‘剿匪 ’几人回 ”。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 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最终赢 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工作
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位居江淮之间,气候适宜,盛产粮食。 抗战时期,却因土豪剥夺、兵匪骚扰、日寇摧残,当地人民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面对灾难压着头的生活,群众发出了哀叹:“看不见的太阳,望不到的天,艰苦生活没有边,纵然躲过灾荒年,难逃官僚多苛捐,场上磙子响,地主要租粮,秋收场上净,家里亦断粮。 ”
1939年春新四军入驻后,为了保障部队供给和改善民生福祉,四支队政治部向藕塘及周边地区派出民运工作队,帮助地方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合理群众负担,恢复生产秩序,为根据地人民带来了曙光。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路西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想方设法 增加财政收入。当时的收入主要有 4 个方面:一是靠借款借粮,二是
没收敌资,三是募捐和发行战时公债,四是税收性收入。其中税收是 根据地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根据地的税收工作处在三角斗争的险境下,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 阴险狡诈的伪军、顽固不化的桂军,税收机关不仅要收税,还时常打仗,税收工作就是虎口夺食,工作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据原安徽省税务局局长吕毅回忆,津铺路西的斗争是复杂的,根 据地也是不完全巩固的。税收工作始终是在斗争的最前线,越是边区、 越是不安全的地方,越是税源大,越是要去征收。当时分配工作没有 价钱可讲,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分配到哪就到哪,一凭觉悟,二凭 纪律,有些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我的前任所长康健,就是到娄 店收税时,被日伪军抓去惨遭杀害的……
抗战时期的税收人员是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但他们却始终把税 票和税款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看待。
新四军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人民军队,在财经方 面更是如此。为了保证抗战部队的供给,津浦路西根据地制定了一系 列财经政策与制度。
一是规定供应标准。路西根据地遵照“先前方,后后方;先部队,后地方”的原则,规定了供应标准,每人每天 1 斤半粮、3 钱油、3 钱盐、1 元津贴。1940 年春荒,部队以黄豆、绿豆、玉米糊充饥,各 级负责同志和战士同甘共苦。
二是培训财政人员。民主政权建立后,为了适应财政工作的需要,建立了财政机构。根据地从党政机关选派工作能力强、政治上可靠的 同志去负责财税工作,选调、培训优秀青年从事财税稽征工作。1940 年 9 月 12 日,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举办干训班,第一队就是财政队。
三是经费统筹统支。根据地实行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避免浪 费与舞弊。1942 年 12 月 30 日,局长王铁云签发的淮南津浦路西第 二税检局训令《关于招待客饭的规定》,明确:“非工作需要一概不 招待,反对招待赶集之亲友。如有违背规定,擅自招待者,概不准报销。 ”
四是严格财政纪律。根据地重视军政纪律和财经制度建设,向贪污浪费做斗争。1942 年 4 月 1 日,津浦路西第一税检局检查藕塘分 局的账款时,发现征收员在填写税票时,多次采用大头小尾方法贪污 等情况,引起领导重视,后期相关人受到了制裁。
抗战时期,津浦路西根据地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布告、军规、制 度、守则,构建了一整套教育、监督、预防、惩处并重的反腐败体系, 其中一些制度现在看来仍具有前瞻性。
3. 自力更生式的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环境十分艰苦。尤 其是 1941 年日军在华中开始推行所谓“新国民运动 ”,实行残酷的 “清乡”“扫荡 ”后,根据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发生极大困难。 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克服困难,打持久战,津浦路西根据地军民针锋 相对地掀起了反封锁、反禁运高潮。
一是发展农业生产。1942 年大生产运动开始后,二师提出每个连队都要去开荒,保证全年蔬菜、食油自给。驻津浦路西的第四旅和 联防部队,当年就开荒 7492 亩,植树 12.7 万余株,挖塘 2390 口。 1943 年冬季,津浦路西定远县大吴乡,挖塘 200 口,可灌溉 1.2 万亩田,每年可增收水稻 1.08 万石。1942 年至 1944 年,不仅增产了粮食,后方机关部队蔬菜大部分实现了自给,生产较好的连队,每月每人可吃上猪肉。
二是保障商品流通。组织和保护运盐队。恶毒的敌人把食盐列为 禁品,处处设卡,严加盘查,不准运向根据地。二师供给部和皖东贸 易局立即组织 3 个运盐队(肩挑队、红车队、骡运队),并派部队埋 伏在铁路两边,侦察敌情,保护运盐队安全。组建供销合作社。为了保障供给,路西藕塘、池河、天长、大桥等地都先后办起了合作社。 特别是大桥合作社,下设振华商店、食盐批发部和百货批发部,农民 自愿入股达 1.4 万多股。吸引了全椒、滁县、合肥、六安以及江南等 地商人前来物资交换。发展商抗会。皖东贸易局与淮南银行密切配合,发行纸币(流通券)抵制法币、伪币,利用各地商抗会的力量,经营 银元兑换。同时,又用银元到敌占区买回西药、棉纱等急用物资。
三是壮大工业生产。为了满足战时需要,藕塘等地办有纸厂、印刷厂、针织服装、肥皂厂、小型军工厂等。大桥乡孟家岗新华毛巾厂10 个月生产毛巾 11 万条。在毛巾生产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棉布生产。 根据地还办了一个新华印刷厂,主要承印《新民主报》、学生课本、 抗战文件等。由于战时环境紧张,遇到敌情,便随军转移。二师在原 机械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兵工厂。厂长吴运铎带领全厂同志,以身作则, 艰苦创业,被誉称为“ 中国的保尔 ·柯察金 ”。
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工农业生产、扩 大了商品流通、保障了部队供给、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抗日战争的胜 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后盾。
教育工作
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在党的领导下,从 1939 年春至 1945 年秋,根据地陆续创办 1 所中学、52 所小学,
129 所冬学、夜校,中小学教师 280 多人,班级 200 多个,学生 6000 多人,参加冬学夜校人数 2000 多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造就了 一批又一批的抗日建国人才。
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发展,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1940 年 3 月 9 日,华中第一个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诞生。此后,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权纷纷成立,迫切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和基 层干部,以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中共路西省委决定创建民主小学、 改良原有私塾、大办冬学夜校,并在藕塘镇东南20华里瓦屋薛村创办淮南津浦路西各县抗日联合中学。
路西联中是一所“抗大 ”式的中等学校,也是路西唯一的中等学 校。它的存在与发展,被日、伪、顽等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学校第一批学员仅有 30 人,开设初中和预备 2 个班。1940 年 10 月,日寇不断侵犯路西,桂军一三八师等乘机发动进攻,联中转移到盱眙 县天王寺。1941 年夏,联中迁回路西瓦屋薛。1941 年冬,桂军一七 一师等先后侵犯路西,联中再次迁到盱眙县。1942 年冬,联中又迁 回路西,校址在池河沙坝村大王庄,直到 1945 年 11 月东撤淮阴。路 西联中开设政治理论、军事训练等 12 门课程,它既是“聚集革命力量,培养抗日人才 ”的场所,也是路西青少年向往的地方。
路西党组织在抓中等教育的同时,积极恢复小学教育。1941 年,路西联防办事处考虑到需要一个重点小学,在小学教育方面起到示范 作用,便在藕塘创办了路西实验小学。该校规模大、设备全、师资强, 是路西最正规的小学。直属县每县办有 1 所县立完小,规模仅次实验小学。区乡办有区小、乡小,有的村也办小学。根据地还有改良私塾 100 多家,学生 2000 多人,学的是民主政府发的课本,也教四书五 经,但废除了体罚学生等旧制度。
开展民众教育。1941 年 6 月初,定怀县在朱湾南面波王家办了 一期小先生训练班,培训冬学、夜校教员。参加学习的青年 50 多人, 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常识,时间半年。从 1941 年冬季起,在 路西根据地,小学、冬学和夜校教师都担负双重任务,白天在学校上 课,晚间到夜校教学。学员主要是成年农民,也收一些放猪、放牛的 少年儿童。夜校、冬学每年农闲办 1 期约 50 天,每年参加识字的人 数达 2000 多人。通过冬学、夜校学习使青年农民明白了抗日救国的 革命道理,增进军民感情。
1940 年 1 月,中共淮南津浦路西省委在定远永宁山黄家成立, 省委自成立起,便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在兴办各类型学校中,路西 省委不仅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支持,而且明确了各类型学校的 办学方向,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确教学任务和办学方针。如联中从建校始,路西党委就明确规 定了它的任务:为我党、我军和根据地各级政府,培养输送抗日建国 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为此,联中制定了“办学为了抗日,抗日必 须培养人才 ”的教育方针。联中学员年龄最大的不足 20 岁,最小的 才 11 岁。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分配到路西根据地的党、政、军、群、 教学等部门。
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路西党委一直把加强学校党的建设, 当作头等要事来抓。为了办好联中,路西党委、民主政府先后从各方 面抽调得力干部,充实、加强对联中的领导。路西联中校长裴济华、 方章,副校长朱凡、冯纪新等人成了革命熔炉的催化剂、培养人才的工程师、指引青年的引路人。联中党组织生活很严格,经常利用课余 时间,在校外的古庙、树林中进行,党员认真汇报思想和工作,同志 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注重教员业务和政治素质。学校教员队伍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根 据地领导干部;二是《新民主报》报社工作人员;三是上海地下党组 织输送来的教员;四是地方政府中有经验的骨干分子和进步的塾师。 这些同志的特点是,革命阅历深,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高,所学知识广博,工作责任心强。根据地注重师资培养,1942 年至 1944 年, 根据地每年暑假都从各县抽调骨干教师参加研讨学习,先后在藕塘、 邱陈、沙坝等地举办教师研究会。
路西各类教育始终遵循党的抗日民主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打破了旧的教学制度,采用因时、因地、因事、因人的新 教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以政治教育为主,实行“ 四个结合”。
一是学校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学校在抓课本知识教育的同时, 经常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重大的行动,组织学员参加社会实践,以增长才干。1945 年春,国民党桂军一三八师进攻路西根据地,我军在马厂、黑狼庙一线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保卫战。路西联中和附小组 织数百名师生,奔赴前线,为战士们送药、包伤口、送水、喂饭。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叫 ”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深深教育了学员。
二是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路西革命根据地,东、西、北三面被日伪占领,南边隔一山就是国民党顽军,方圆只有百公里。当时学校教育环境十分险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联中和各小学实行教育与军事相结合。学校严格执行“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 ”制度。这些做法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养,不仅培养了一大批适应战争需要的人才,也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参加生产劳动,是对旧教育的 一场深刻革命,也能加深与劳动人民的感情。路西联中自建校那天起, 就组织学员打碾帮厨、挑水运粮,帮助农民抢种、砍柴、挖野菜等。 1945 年,路西联中生产的粮食 4000 多公斤,芝麻、黄豆 5000 多公斤,养猪 20 多头,食油自给有余;每周杀猪,改善伙食。生产劳动 既解决了学校经费不足,又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
四是教育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由于当时学校所处的特殊环境下, 教学工作与抗日、反顽的实际需要紧紧结合。学校开创了因时、因地、 因事、因人的教学方法,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有时白天教学、有时 晚上夜读;有的课程不分年级,仅分专业,有的课程全校学员一起上。 鼓励学员独立思考,重在理解和应用。学制方面,路西联中全日制班 3 年、师资专修班 1 年、行动专修班半年。因抗战需要,绝大多数学 员提前毕业离校。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路西联中和民主小学的创新教学,为抗日建 国培养出大批合格人才。学员在校学习时间虽有长有短,但每个人的 心中都被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思想上得到了提高,文化上得到了 提升,军事上取得了本领,生活上经受了磨炼,为后来的工作和学习 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卫生工作
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在部队卫生部门的指导下, 各级卫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先后建立起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发挥中医药作用,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各种传染性疾病,改变了根据地军民的卫生观念。
1938 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后,在红 28 军和桐柏山游击队 医务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四支队军医处。
在四支队医疗机构的基础上,1939 年 9 月新建江北指挥部军医 处,宫乃泉任处长,统一领导江北部队的卫生医疗工作。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宫乃泉 任二师卫生部长,卫生部直属的卫生机构有总医院,第一、二、三、 四分所,残废所以及师卫生学校。
1943 年精兵简政后,二师兼淮南军区,林震任卫生部长,师直 属卫生机构有:第一分所,所长宋超;第二分所,所长高庆华;卫生学校,大队长翟盛。四旅兼路东军分区,卫生部长阮汉清;五旅兼路西军分区,卫生部长李坡;六旅建制被撤销。四旅卫生部下设5个分所,五旅卫生部下设 4 个分所。1945 年恢复第六旅并兼路西军分区, 郭光华任卫生部长,设有 5个分所和卫训队,现王小庙无名烈士陵园 处为第 1 分所遗址。
那时,路西广大农村医药事业十分落后,除去一些个体中医外, 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部队选派一批骨干 医生到地方任职,帮助开办医院、诊所。1942 年初,师卫生部在淮 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驻地附近葛家巷筹建公署医院,初设 50 张病床, 有 20 多名医务人员。1943 年初,四旅卫生部在藕塘镇开办普济医院, 选派 10 余名医务工作者去该院工作,优先供给药品和器材。
战争年代部队医务工作者大都未经过专门学习,为了扩大医疗队伍,提高医务人员水平,根据地办了 5 期培训班。第一期是 1939 年 11 月,地点藕塘大邓家。学员40 余人,学期 8 个月,课程有基础医学、临床知识及战伤急救等。刘少奇出席了毕业典礼,他要求学员毕业后仍须不断学习,在救死扶伤的光荣岗位上,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 贡献。第二期是 1940 年 9 月,学员 60 多名,学期 7 个月。第三期是1941 年 6 月,培训班改名为卫生学校,学员增加到 120 余人。第四期是 1942 年 2 月,有学员 110 人。第五期是 1944 年 10 月,学员主 要来自路西联中学生,少数来自敌占区参军不久的学生。1945 年 4 月中旬,绝大多数学员都参加了黄疃庙反顽战役伤员抢救和医治工作。 在二师卫生部举办培训班的同时,旅卫生部亦开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
为了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二师卫生部千方百计筹集经费,编辑出 版了《医务生活》《生理知识》等医疗书刊。二师卫生部还开办了 1 个医务图书馆,医学书刊数千册,供医务人员阅读。并将《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等图书,发至团一级卫生机构,满足医务工作者的学习需要。
为了支援地方,二师卫生部选派人员帮助根据地建立群众性的卫生保健组织——医学会和保健堂。多次举办新式医生进修班,为地方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务人才。
1940 年前,敌、顽、我战斗频繁,形势紧张,根据地无暇顾及 卫生保健工作。1941 年后,路西根据地日益巩固,环境相对稳定, 卫生保健工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不仅旅、团、营等普遍建立卫生 机构,而且每个班推选 1 名卫生干事,负责日常的卫生保健工作。
1942 年,为了战时需要,二师卫生部创造性地将班卫生干事发 展成为卫生战士组织。他们平时负责卫生防疫,战时负责战场救护。 这个经验受到军部肯定并在全军推广。1942 年 3 月,二师卫生部保 健科组成体检小组,深入连队,用 6 个多月时间,跑遍淮南根据地 10 多个县,对全师 1 万多名官兵逐人进行体检,并以连为单位逐人 建立健康档案。
二师卫生部提倡中西医结合,在西药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中草药 的作用。为及时传学各种土方治病经验,师卫生部编辑《卫生战士》 小报,每月出刊2 期,下发至连队基层,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为使卫生保健工作常抓不懈,根据地以团为单位开展卫生运动和 卫生竞赛。同时制定相关制度,如,炊事员上岗前须全面体检,不得 有任何传染病;食品须经保健员检查合格后,方可入厨;以班为单位 实行公筷制;营地厕所每日打扫,粪便一周一清。
注意防治结合,1941 年春二师卫生部为全体指战员注射了伤寒、 霍乱疫苗,10 月又接种了牛痘,有效地防止了此类疾病的流行。
随着根据地抗日武装日益发展与壮大,部队的医疗院所不断增多, 从事医护和后勤工作的人员众多,参差不一,少数医务人员医德不高 或作风不良,不能适应需要。1943 年 12 月,在定远县大朱家召开的 全师卫生工作会议上,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亲临会议,会议要求 医务工作者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强作风建设,视伤病员为亲人。
医学家宫乃泉更是身体力行,堪称表率。1940 年 9 月上旬, 日伪军 1 万余人“扫荡 ”根据地,组织上担心他的安全,令其转移。因 受伤战士未及时疏散,医疗器材未妥善隐藏,他毅然谢绝了领导的关怀,直到全部任务完成后才撤离。
1943 年根据地《医务生活》杂志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了8 项要求,如医务工作者要态度诚恳,诊病细心,病人面前绝不能显出愁容、急 躁、马虎和愤怒,要多为病人的利益和痛苦着想。
为了持续开展以防病为中心的卫生运动,新四军军部明文规定: 不仅部队要搞好,而且必须有老百姓参加,才算全面好。在流行病突 发季节,部队医务工作者在宣传保健知识和防病治病时,对部队和当 地百姓均一视同仁,农民患病亦可进部队医院医治,且大多数医药费 减免,或仅收少量成本。
根据地医院对重病患者不能来院的,医生上门诊治;对烈军属和 复退残废军人一律免费;特困农民的医药费实行减免。1943 年春,定远县流行麻疹,夏季又突发细菌性痢疾,部队医务工作者深入村庄 地头向群众宣传防病知识,对患者实行隔离医治,很快控制了病情, 百姓无不称赞。
抗战时期,在敌顽轮番进攻的枪林弹雨中,我医务人员时常冒着 生命危险,扮成老百姓,为伤员送诊、送药。不少同志因此负伤致残, 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充分诠释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精神。(李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