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回忆
  信息来源: 政协办  发布时间:2011-06-11 09:56

(供稿:杨维利   整理:石家红)

 

记得是1940年春,几位身着灰军装的人,从小桥那边走来,一碰面就问你这叫什么庄子,我回答,叫湾杨村,他又指着东边问那是什么庄子,是一个小孩回答,那是狗尾巴杨。如此每庄询问,我们一一回答。我反问他:你们是干嘛的?我们是新四军,来这里划房子的。我姓杨,名叫杨亚杨,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他们每家看望后又丢下记号向北方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大批人马都到了,有骑马的,有步行的,一色灰军装,条理井然,态度和蔼,不像是土匪,哪像以前来的军队那样到处乱搜乱捣,大家都放心了。

队伍住下。住在我家西隔壁三路东厢房的是一位头头,此人身体魁梧,态度严肃,身着武装,显然是军人形象,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江北指挥部的赖传珠参谋长。

几天下来,我们很自然的熟悉了,住在我家三路堂屋的是几位亲切感人的长官,有一位每天端坐在藤椅上的人,个头比较匀称,身着灰布棉大衣,头戴灰色棉军帽,脚穿翻口平绒棉鞋,相貌稳重,待人和蔼,每天下午两点后,他会在三路院中做圆形踱步,一圈两圈直到天晚他才收步回到桌边坐下,六七人同时进餐。

一天下午,那位经常坐在藤椅上的人叫道:杨世金,请那位小同志过来。杨世金用肘拐我说,叫你去呢!我走到他面前,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请你干一件事,去帮我请几个老头来谈谈心好吗?我答应了,当即跑到东头找来刘西翠、张加友、杨玉和等6个老人。他微笑着一一接待了他们,在院中找几条板凳坐下开始谈心,我们不是土匪,是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为老百姓安居乐业,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的人民军队,同志们如有不好行为,请马上告诉张指挥我们立即处理,我们将实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来改善人民生活,挽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

不久的一天上午,我和杨世金坐在二门聊天,我问他,你们是江北指挥部,那他就是张指挥了?他说不是,他是从中央来的,是中共中央派来的胡服同志到这里来领导我们搞敌后斗争的。正说着一个人从门外走来,杨世金说:“他就是张指挥”,“对,我就是张指挥”,我很怀疑,这恐怕是他的替身,不然他怎么会天天跑出跑进,忙个不停,而他却天天坐在那里指挥呢?

又过两天,一位吴副军官到我家,说他们部队缺粮,要我家给拾担米,以后从积谷上兑,我家当时只有七八担糙米,房屋又被他们住着,做稻米困难,他要拾担,从哪里来呢?杨世金对我说,你去找他(指胡服)说你只有五担糙米,现在没有地方舂。我跑去和他一说,他说:五担行,你去跟他们说。我回到二路堂屋,告诉他们,老吴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又一天早上,余雪虽然没有化尽,但人感到清爽,人员来往频繁,三人五人不断进来,有男的、女的,看样子都是工作人员,我到外面一看,四路都有人来,我马上回家问杨世金,今天这些人都来干什么?他说:开会,是胡服同志要他们来的。

人到齐了,大概有300人左右,三路堂屋和大院都坐满了,就是那个张指挥作开场白,接着就是胡服同志讲话,我听他说话很响亮“……我们要马上建立政权,制定政策,成立各种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实行减租减息,要多派民运组分赴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扩大敌后根据地,发动组织青抗、青年队、农抗、妇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我们要以农村包围城市,使敌人成为瓮中之鳖,我们实行的是三三制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

中午休会,开始午餐,两张大桌围坐十几个人,有张云逸、赖传珠、曾山、徐海东(老病号),其他人不知姓名,总之不是小人物,胡服从坐椅上也上大桌去坐了。他们吃的只有两菜一汤,非常俭朴,但大家相当开心。

下午会继续开,主要是交待任务,大家抓紧行动,搭好政权架子,组织开会的群众。住在我家东厢房的是文书班,中间有个女性,二三十岁年纪,大家都叫她花瓶。此女稳重、大方,不是乡村妇女的样子,他们都不亦乐乎地忙着。

正在开会时,忽然有人报信,西北方来了一批部队,已在王桥头摆下阵势,两门炮对着桥身。东边住的正是教导大队,南边是徐海东的住所,此时情况紧张,赖传珠马上安排“迎”敌,所有武装人员个个都弓上弦、刀出鞘。杨世金要我带着他到后园看看,他马上集齐警卫人员在后园四周挖战壕。我回家一看,胡服同志若无其事的在安排张云逸行动,机枪步枪都安排好了。正在紧张中,侦察员来报,他方已派骑兵7人,向我们这里来,没有后继部队,张云逸马上向胡服回报。胡服要他去接待,讲清此处没有道路,都是湾、河流,不便行军,张云逸立即叫赖传珠那里和对方讲清,他们认为理由正确,随即绕道,顺着王回岗、曹家岗、肖家圩方向去了。

一场虚惊过去,太阳快下山时,老八团才从周家岗跑步赶回来,队伍在门前休息片刻,有人说,真危险,这次仗要打起来,等于第二次皖南事变。吴副官说:不会的,他们几百人能有多大作为。杨世金说:对,他们不是广顽(广西顽军),是皖北行署颜仁毅的地方部队,也可以说是土顽,不经打的。

这件事过后,情况仍然平静如初,下午,从东方来一个身着虎皮大衣的人,看样子此人身世不低,他一到这里,就由张指挥把他带到胡服跟前谈话,主要内容:这里一片散沙,急需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团结,发动群众进行敌后斗争,这里暂由你去建立定远县政府,下设区、乡由你安排。第二天一早他就带几个人到老尹村,宣布成立定远县小政府,叫魏文伯暂任县长,跟着大桥区、大桥乡、三官乡、官塘、安子、义和先后成立乡政府,东、南、西、北到处开花,凤定嘉、凤定怀、定滁全、定合……均成立县政府。这就形成有组织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局面。

从此局面打开,敌后人民有了主心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敌后展开激烈的斗争,时间不久,他们开走了,临走了花瓶送我一件八团旗袍和一只小皮箱,由于战乱,此物遗失。直到1942年,这个谜才揭开,原来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他们从路东给我寄来30本书(我们在敌后干什么)要我分散给相近的人看。

备注:此文是杨维利老人于20008月写的。当时老人已70多岁,手已发抖,能够写成此文已很不容易。我于2004年去大桥征集资料,为编写市政协要求的《滁州历史文化遗存》一书准备资料,大桥乡政府给我提供的资料。当时老人已不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