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树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机关，到处都成立了造反派，一切都是造反有理，大字报、小字报漫天飞舞。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文攻武卫，打、砸、抢到处可见，刹时间，乌云翻滚，泥沙俱下，令人担忧。

文化大革命是挑拨群众斗群众，挑拨群众斗干部的十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定远县成立了“炮资”和“炸委”两个造反派组织，后期又成立了“大促联”，我们范岗公社成立了一个“工农兵造反司令部”和“炮打资产阶级造反司令部”。那时我在范岗小学读四年级，范岗小学成立了三个造反派司令部：全公社教师成立了一个“教育造反司令部”；一个是“卫东造反司令部”，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参加到“卫东造反司令部”。可能是我当时担任班长的缘故，我当上了“卫东造反司令部”的司令，还有三个副司令。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只知道心里乐滋滋的，表面上很光荣，究竟是干什么的？思想上是稀里糊涂，一点都搞不清楚。学校剩下一部分学生又成立了一个“东方红造反司令部”。从造反派的名字上看，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走资派，都是革命的队伍，目标都是一致的。然而，实际行动上，都是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道，针锋相对，互相敌视，互相斗争。从县、公社到学校造反派看都是如此。就“卫东造反司令部”和“东方红造反司令部”一次大辩论而言，我和“东方红造反司令部”的司令在范岗街头展开了大辩论，我说：“我们卫东造反司令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的，我们是最革命、最正确的革命组织。”而“东方红造反派”的司令说他们是革命的正确的。他说我们是保皇派（狗）；我说他们是保皇派（狗），你来我往，唇枪舌战。然而，就是通过这次大辩论，双方的学生见了面互相敌视的思想加深了，加重了，见了面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好像各自见到了自己的敌人似的。

更有甚者，公社两个造反派成员就像发了狂的公牛，互相见了面就斗，他们不叫大辩论，首先是互相大吵，吵红了眼就破口大骂，互相用污秽的、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有一次，在范岗街中心，两个造反派成员在吵骂中操起了红白相间的专政棍互相打了起来，幸亏当天街上旁观的群众较多，拉的拉，拽的拽，给轰散了，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有一次，县“炸委”在斋朗公社开大会，被对方知道了，通知我们公社造反派去开会，有的快到会场，有的还在路上，就听劈里啪啦两个造反派发生了枪战，在范岗都听得清清楚楚。去开会的人全都吓得跑了回来，结果会议没有开成，不欢而散。

还有一次，县里两个造反派在泉坞山发生了枪战，泉坞山一名工人不幸在枪战中遇难。

当时，由于形势紧张，造反派的头头晚上睡觉都躲在秘密的地方睡，有的还派人站岗放哨。公社主要负责人都吓得跑回家，害怕自己被造反派揪住，打成走资派。那时，公社的工作可想而知。老百姓参加造反派可以不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要说一声去参加造反派活动的，生产队就得按标准记工分，机关工人干部可以不去上班，学生可以不去上课，都是允许的。我作为红小兵造反派的负责人，曾两次被邀请到县里参加造反派会议，会议时间、地点都是秘密的，内容大致都是如何如何扩大自己造反派的队伍和势力，如何如何针对对方开展斗争等。当时，范岗公社书记李××，主任叶××，校长陈××分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教育战线上，全公社有七、八个老教师大都因为成分高等原因，被打成“老三家村”和“新三村”、“牛、鬼、蛇、神”，白天叫他们参加打井等体力劳动，晚上，由造反派的专政队和我们红小兵代表轮流值班，对他们进行看管，不准他们随意乱动，大、小便要报告。还经常开大会对他们进行批斗，糊3、4尺高的纸帽子给他们戴上，用绳子系着大黑板套在脖子上，上面写着“打倒×××”，进行游街、游乡。不少老干部、老教师的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身心受到不同程度地折磨和摧残，有的妻离子散，个别教师被逮捕后进了劳改农场，结果走上了不归路。

文化大革命是形式主义盛行，吹毛求疵，无限上纲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各级各单位都要实行“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前，下班时，都要列队齐喊：“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人要会跳“忠”字舞；会背“老三篇”，会背毛主席语录并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老百姓养点副业，那就是私字当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百姓自己挖点荒地种点菜，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尽。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喊：学大寨、赶郭庄。

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小男孩，当时是二年级学生，好玩皮，有一次上学拿一个弹弓子在教室里打着玩，不慎将教室里墙壁上的毛主席画像打破了，被人检举到上级，上级派人下去调查。首先，查他们家三代有没有历史问题，结果查出小男孩的父亲曾干过一段时间顽保长，就此定他家对社会主义不满，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父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一戴就是十年。

又如，一个普通农民，挑一担草到县城去卖，处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敬仰，买了一个毛主席塑像。噢，当时不能叫“买”，应该说“请”，请一尊毛主席塑像回家。由于当时不好放，又怕将毛主席塑像碰坏了，就用绳将毛主席塑像系好，拴在扁担头上扛着。哪知在回家途中被他人发现，举报他“心狠毒，仇恨毛主席，用担绳勒着毛主席，妄想把毛主席勒死”，结果查他家三代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就命他在群众大会上作深刻检查认识才算了事。那时，不管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学习毛主席语录，读批判稿，如果你不注意，增字漏字，连起来词语意思反了，就可能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吹毛求疵，无限上纲。

文化大革命是断送极好的建设机遇和一代人前途命运的十年。

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纷纷北上去北京，坐车不要钱，吃饭、住宿不要钱。很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民的生产劳动是出工不出力，广种薄收。广大群众住的是草房，穿的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的破旧衣服，吃的是山芋、南瓜、野菜，上顿接不上下顿，特别到春天，吃了上顿愁下顿。当时，我们在学校是吃不饱饭，一点一点地计划着吃，有时没到星期天，家里给带的粮食就光了。食堂烧的2分钱一碗青菜汤我们也吃不起，每个星期家里给带的一小罐腌小菜，吃光了就“扛皮”，当时的生活极度贫困。

我是1972年底高中毕业的，当时多么想上大学啊！日思夜想，连做梦都想上大学深造，将来为祖国建设出力！然而，国家没有政策，当时虽有推荐上大学的，首先是下放学生先走，轮不到我们回乡青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学习的课本内容缺头少尾，缺章少项，学到的知识寥寥无几。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时隔5年，我们仍满怀信心，积极复习迎考。然而，当我们拿到考卷时，却傻了眼，足足有三四项内容我们没有学过。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千千万万个有志青年的理想、前途和命运被活活断送掉了。

这就是我们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十年。这十年，是动乱、浩劫、灾难的十年；是中国内耗、倒退的十年；是挑拨群众斗群众、挑拨群众斗干部的十年；是断送极好建设机遇和一代人前途、命运的10年。我们要永远记住并深刻吸取这惨痛的教训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实事求是，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和国情，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后再下决定或决策，决不可贸然行事。

备注：作者王树民为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