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的记忆
    发布时间:2011-06-11 09:43

(作者:王树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机关,到处都成立了造反派,一切都是造反有理,大字报、小字报漫天飞舞。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文攻武卫,打、砸、抢到处可见,刹时间,乌云翻滚,泥沙俱下,令人担忧。

文化大革命是挑拨群众斗群众,挑拨群众斗干部的十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定远县成立了“炮资”和“炸委”两个造反派组织,后期又成立了“大促联”,我们范岗公社成立了一个“工农兵造反司令部”和“炮打资产阶级造反司令部”。那时我在范岗小学读四年级,范岗小学成立了三个造反派司令部:全公社教师成立了一个“教育造反司令部”;一个是“卫东造反司令部”,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参加到“卫东造反司令部”。可能是我当时担任班长的缘故,我当上了“卫东造反司令部”的司令,还有三个副司令。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只知道心里乐滋滋的,表面上很光荣,究竟是干什么的?思想上是稀里糊涂,一点都搞不清楚。学校剩下一部分学生又成立了一个“东方红造反司令部”。从造反派的名字上看,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走资派,都是革命的队伍,目标都是一致的。然而,实际行动上,都是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道,针锋相对,互相敌视,互相斗争。从县、公社到学校造反派看都是如此。就“卫东造反司令部”和“东方红造反司令部”一次大辩论而言,我和“东方红造反司令部”的司令在范岗街头展开了大辩论,我说:“我们卫东造反司令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的,我们是最革命、最正确的革命组织。”而“东方红造反派”的司令说他们是革命的正确的。他说我们是保皇派(狗);我说他们是保皇派(狗),你来我往,唇枪舌战。然而,就是通过这次大辩论,双方的学生见了面互相敌视的思想加深了,加重了,见了面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好像各自见到了自己的敌人似的。

更有甚者,公社两个造反派成员就像发了狂的公牛,互相见了面就斗,他们不叫大辩论,首先是互相大吵,吵红了眼就破口大骂,互相用污秽的、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有一次,在范岗街中心,两个造反派成员在吵骂中操起了红白相间的专政棍互相打了起来,幸亏当天街上旁观的群众较多,拉的拉,拽的拽,给轰散了,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有一次,县“炸委”在斋朗公社开大会,被对方知道了,通知我们公社造反派去开会,有的快到会场,有的还在路上,就听劈里啪啦两个造反派发生了枪战,在范岗都听得清清楚楚。去开会的人全都吓得跑了回来,结果会议没有开成,不欢而散。

还有一次,县里两个造反派在泉坞山发生了枪战,泉坞山一名工人不幸在枪战中遇难。

当时,由于形势紧张,造反派的头头晚上睡觉都躲在秘密的地方睡,有的还派人站岗放哨。公社主要负责人都吓得跑回家,害怕自己被造反派揪住,打成走资派。那时,公社的工作可想而知。老百姓参加造反派可以不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要说一声去参加造反派活动的,生产队就得按标准记工分,机关工人干部可以不去上班,学生可以不去上课,都是允许的。我作为红小兵造反派的负责人,曾两次被邀请到县里参加造反派会议,会议时间、地点都是秘密的,内容大致都是如何如何扩大自己造反派的队伍和势力,如何如何针对对方开展斗争等。当时,范岗公社书记李××,主任叶××,校长陈××分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教育战线上,全公社有七、八个老教师大都因为成分高等原因,被打成“老三家村”和“新三村”、“牛、鬼、蛇、神”,白天叫他们参加打井等体力劳动,晚上,由造反派的专政队和我们红小兵代表轮流值班,对他们进行看管,不准他们随意乱动,大、小便要报告。还经常开大会对他们进行批斗,糊34尺高的纸帽子给他们戴上,用绳子系着大黑板套在脖子上,上面写着“打倒×××”,进行游街、游乡。不少老干部、老教师的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身心受到不同程度地折磨和摧残,有的妻离子散,个别教师被逮捕后进了劳改农场,结果走上了不归路。

文化大革命是形式主义盛行,吹毛求疵,无限上纲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各级各单位都要实行“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前,下班时,都要列队齐喊:“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人要会跳“忠”字舞;会背“老三篇”,会背毛主席语录并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老百姓养点副业,那就是私字当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百姓自己挖点荒地种点菜,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尽。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喊:学大寨、赶郭庄。

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小男孩,当时是二年级学生,好玩皮,有一次上学拿一个弹弓子在教室里打着玩,不慎将教室里墙壁上的毛主席画像打破了,被人检举到上级,上级派人下去调查。首先,查他们家三代有没有历史问题,结果查出小男孩的父亲曾干过一段时间顽保长,就此定他家对社会主义不满,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父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一戴就是十年。

又如,一个普通农民,挑一担草到县城去卖,处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敬仰,买了一个毛主席塑像。噢,当时不能叫“买”,应该说“请”,请一尊毛主席塑像回家。由于当时不好放,又怕将毛主席塑像碰坏了,就用绳将毛主席塑像系好,拴在扁担头上扛着。哪知在回家途中被他人发现,举报他“心狠毒,仇恨毛主席,用担绳勒着毛主席,妄想把毛主席勒死”,结果查他家三代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就命他在群众大会上作深刻检查认识才算了事。那时,不管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学习毛主席语录,读批判稿,如果你不注意,增字漏字,连起来词语意思反了,就可能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吹毛求疵,无限上纲。

文化大革命是断送极好的建设机遇和一代人前途命运的十年。

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纷纷北上去北京,坐车不要钱,吃饭、住宿不要钱。很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民的生产劳动是出工不出力,广种薄收。广大群众住的是草房,穿的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的破旧衣服,吃的是山芋、南瓜、野菜,上顿接不上下顿,特别到春天,吃了上顿愁下顿。当时,我们在学校是吃不饱饭,一点一点地计划着吃,有时没到星期天,家里给带的粮食就光了。食堂烧的2分钱一碗青菜汤我们也吃不起,每个星期家里给带的一小罐腌小菜,吃光了就“扛皮”,当时的生活极度贫困。

我是1972年底高中毕业的,当时多么想上大学啊!日思夜想,连做梦都想上大学深造,将来为祖国建设出力!然而,国家没有政策,当时虽有推荐上大学的,首先是下放学生先走,轮不到我们回乡青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学习的课本内容缺头少尾,缺章少项,学到的知识寥寥无几。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时隔5年,我们仍满怀信心,积极复习迎考。然而,当我们拿到考卷时,却傻了眼,足足有三四项内容我们没有学过。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千千万万个有志青年的理想、前途和命运被活活断送掉了。

这就是我们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十年。这十年,是动乱、浩劫、灾难的十年;是中国内耗、倒退的十年;是挑拨群众斗群众、挑拨群众斗干部的十年;是断送极好建设机遇和一代人前途、命运的10年。我们要永远记住并深刻吸取这惨痛的教训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实事求是,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和国情,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后再下决定或决策,决不可贸然行事。

备注:作者王树民为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    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