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皖东皇甫山区的滁县、定远县先后召开了著名的三次中原局会议，对于统一江北新四军和党内干部的思想，指导皖东军民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不利形势、迅速打开淮南敌后乃至华中的抗战局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临危受命赴皖东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敌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全会在党的组织机构作出相应的调整，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以胡服（刘少奇）为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的中原局，规定“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领导”。新的历史使命落到了刘少奇的肩上。

当时中原大地上空布满乌云，国民党顽固派多方找“借口”向共产党和抗日军民发动进攻。由于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错误影响，以及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的迟疑不决，不敢大踏步进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致使华中的抗日斗争处于一种被动局面。刘少奇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延安他就在筹划着中原地区的工作。他认为，当前在华中敌后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已经失去一次，时不我待，必须要尽快进行“补救”工作，迅速开创一种新局面。他的思绪已经从华北飞向了中原这个将要奔赴的战场。

1939年9月，刘少奇从延安出发，随行有徐海东、刘瑞龙等40多人。为掩人耳目，出发时，刘少奇的公开身份是徐海东的秘书，化名胡服。徐海东是从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长任上调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随刘少奇一起赴华中。徐海东佩带少将军衔，对外以奉命去中原检查新四军工作名义，实则是掩护刘少奇秘密前往。一路途经鄂中、河南竹沟、皖北等地，指导鄂豫皖各根据地党和军队工作。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皇甫山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太平集。这里地处山丘，地形易守难攻，便于运动，且农副产品不缺，群众基础好，是理想的游击区。早在1939年4月份，中央就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如今，中央的决策贯彻得究竟如何，怎样把中央的决策化为具体的战略行动，都是始终萦绕在刘少奇脑际的问题。因此，一到皖东，就不顾路途辛劳和胃病不适，连日听取了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刘顺元等军、地领导人的汇报。他得知，新四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已初步开辟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和以半塔为中心的浦津路东根据地。同时也了解，江北新四军的工作由于受到东南局及新四军负责人的影响，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未能真正发动起来，江北新四军的处境比较困难，抗日局面没有打开。听到这些，刘少奇既为皖东根据地的初创感到一丝欣慰，但更多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他深知落实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还相当艰巨，首要的问题，是要在干部中进一步消除右倾错误的影响。

三次会议统一重大方略

为统一党内及新四军在发展方向上的不同意见，刘少奇决定召开党内会议。

1939年12月初，第一次中原局会议在滁县皇甫乡瓦屋薛村召开。当时，刘少奇就驻在中共苏皖省委所在地——瓦屋薛村。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郑位三、徐海东、张云逸，还有邓子恢、戴季英、郭述申、刘顺元、李世农。会上宣布徐海东、张云逸增补为中原局委员。

这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肯定华中同志所做工作，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方向不明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失去原则，没有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等。会议批评了右倾错误，布置了华中的工作，解决了组织问题，确定了发展方向。中原局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同意刘少奇的分析，作出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

1940年1月初，刘少奇在定远县永宁集以东的山黄家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建立根据地问题，确定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在解决向哪里发展这个战略指导上的首要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刘少奇十分关注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的问题。据邓子恢、郭述申、刘顺元等当事人的回忆，大体说明刘少奇此时的思想。邓子恢回忆道：“少奇同志与项英同志完全不同，他一来皖东，立即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少奇同志指出，有一部分同志对发展武装力量认识不够，不知道要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统一战线才有保障。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必须积极地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问题，少奇同志也作了许多通俗解释。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这些正确而深刻的论述，解决了许多同志内心需要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广大指战员大为振奋，地方党及新四军各支队迅速行动起来。1940年2月7日，中原局向所属部队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的中心一环是“猛然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支武装部队”、“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这一指示，是对中原局二次会议精神的具体贯彻，不但提出了任务，也提出了具体方针、方法。

1940年2月下旬，刘少奇又在定远县大桥镇湾杨村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确定反摩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摩擦和反摩擦，是华中敌后抗战的一大特色。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对敌后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极大地影响着敌后战线的开展。面对日伪顽的三面夹攻，敢不敢坚决开展反摩擦斗争，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就成为扭转华中战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子恢曾经回忆刘少奇在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少奇同志指出，摩擦不可避免，要立刻准备反摩擦。他说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就必须坚决自卫，坚决击退他们的进攻！他说，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应根据不同情况来强调哪一面，也就是既要有理有利，又要有节。只有坚决反摩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刘少奇这些切合华中实际情况的正确论述，统一了党内的认识。

开创淮南敌后抗战新局面

刘少奇到达皖东短短几个月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转变皖东党、政、军干部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式上。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三次中原局会议，正确解决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明确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猛烈扩军和建设根据地的根本任务，制定了统一战线中反摩擦斗争的正确策略，从而使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在几个关键性的重大问题统一了认识，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从此，皖东广大干部思想大统一，精神大振奋，各方面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到1940年2月底，皖东工作已走上了正轨。

1939年12月在徐海东的指挥下，取得周家岗、马厂、古河反“扫荡”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份，江北新四军打退了国民党桂系李本一部的进攻，取得了大桥保卫战的胜利，乘胜攻占定远县城，建立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紧接着，在苏北新四军支援下，又取得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两次反摩擦胜利之后，为发展扩大皖东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

1940年4月，中原局机关和江北指挥部移驻路东根据地半塔。面对良好的局面，刘少奇抓住这一时机，及时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口号，他又一次要求大家，要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来建立根据地，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在刘少奇的亲自指导下，撤销苏皖省委，分别成立津浦路西、路东两个省委和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从大别山转移来的千余名干部，及时分配到皖东各县放手发动群众。不久即独立自主建立滁县、来安、天长、盱眙等10多个抗日民主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分别建立县、乡政府，开展了减租减息、惩治汉奸、组织农会、组建各级人民抗日自卫队等各项工作。由于有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加之群众真正动员起来，很短时间内，皖东新四军主力及地方民兵迅速发展到2万多人。到1941年初，中原局结束使命时，淮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中共领导的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不久与苏中、淮海、盐阜几块根据地联在一起，大大改变了华中战局。

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在皖东活动期间不长，但他主持召开的三次会议，坚决贯彻中央的正确决策，结合皖东具体情况制定了一条适合根据地和军队发展的方针、策略，为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中原局会议旧址已被开辟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展红色旅游的好场所。老一辈革命家在皖东的丰功伟绩，三次中原局会议的历史意义，永远铭记在皖东人民心中。（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