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晴日，位于安徽省涡阳县北的新兴集忽然热闹起来，村里和小镇上的屋墙上、树干上到处张贴着“欢迎胡服同志来皖东”、“欢迎胡服同志指导敌后斗争”的红色标语。这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４日。

       胡服，就是从延安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

       为拓展华中抗日局面，１９３８年９月至１１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委任刘少奇为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刘少奇率领朱理治、李先念、谭希林等人从延安出发，于次年１月底抵达河南确山竹沟镇，组建了中原局机关。３月，刘少奇返回延安开会。这是刘少奇第一次华中之行。

       在刘少奇返回延安的半年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开始把主要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加紧反共，先是停发新四军军饷，继则四处闹摩擦。当时长江局虽已撤销，但是王明投降主义的影响和干扰依然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新四军的活动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３９年秋，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直接进入华中敌后，具体指导敌后斗争，开创华中抗日新局面。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刘少奇率徐海东、刘瑞龙、曹荻秋等从延安出发，开始了第二次华中之行。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安徽涡阳县新兴集。

       １１月７日清晨，足有几千名新四军官兵，聚集在新兴集东北角的一个宽阔场地上，准备接受刘少奇同志的检阅。

       刘少奇检阅了各个部队，并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困难更大，在今天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准备力量，迎接反攻。

       全场掌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

       一连几天，刘少奇连续听取各方汇报，深入了解情况，一个新的发展豫皖苏根据地的思路在他的脑海中形成，即：新四军应向东发展，在此区域内发展抗日武装５万至１０万人枪。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又一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豫皖苏边区迅速发展壮大。

在豫皖苏边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刘少奇离开涡阳新兴集，经颍上、正阳关，于１２月初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皖东定远藕塘地区，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会合，并以此为中枢，统一指挥江北敌后斗争。这是刘少奇此行的目的地。到皖东不久，刘少奇即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应在皖东全境、江苏西部，积极开展地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武装力量，创建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第四、五支队建成为坚持皖东斗争的骨干和发展苏北的一支重要力量。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０年２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作出了发展华中的一系列决策，深入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发展、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略等问题。

       第一次会议决定，建议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北新四军北上，中央同意此建议并立即电告项英。

       第二次会议决定了建设根据地的方针任务。刘少奇在肯定了华中过去的工作的同时，也批评了当时影响较深的“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右倾口号，批评了有些同志脑子里存在的怕国民党不承认我们，指责我们招兵买马，怕会破坏统一战线等模糊认识。刘少奇引用湖南的一句谚语说，这是“木匠打枷枷自家”，还引用了历史上“徙宅忘妻”的故事，说一个健忘者搬家把妻子忘了，我们比这个健忘者更糟，把自己都忘了。奢望国民党承认，不敢招兵买马，是没有出路的。刘少奇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我们自己的政权。我们要发展，就是要抓武装，抓政权，抓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培养干部，这是我们的“六大宝”。他明确提出要建立根据地，这是华中敌后斗争的当务之急。刘少奇号召所有江北部队以实际行动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东进决心：“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河边，不到黄河边，一分钟也不停止。”刘少奇明确地提出，不但不能南下，而且要在皖东全境、江苏西部积极开展地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创建巩固的根据地。他说，不要小看四、五支队，什么地方有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占优势。一个团驻一个村，这个村就为我们管，如果顽固派实行干涉，我们就实行自卫，把他们打垮，根据地就可以建立和发展起来。

        １９４０年２月，刘少奇又在定远县大桥集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三次会议，研究确定对付国民党桂顽、韩顽挑衅，经常开展反摩擦斗争的方针。会议强调，要敢于坚决反摩擦，敢于争取反摩擦的胜利。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予以迎头痛击，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来犯之敌。会议确立的斗争策略是：对华中桂、川、西北军、东北军等中间势力，应予缓和，对韩德勤则绝对不是缓和，必须采取消灭的方针。

       刘少奇的到来和三次中原局会议，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短短３个月时间，安徽敌后抗日局面大为改观，新四军第四、五支队也由原来的５０００人发展到１万多人。

       然而，新四军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嫉恨。皖西桂军和苏北的韩德勤部蠢蠢欲动，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新四军。新四军部队在刘少奇的指挥下，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先后在定远和半塔集地区，分别给桂顽和韩顽以重大打击。定远、半塔集两役共歼敌３０００余人，这是华中我新四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摩擦斗争的重大胜利。

       几仗一打，皖东津浦路两侧的大片地区为新四军占领。１９４０年３月，刘少奇主持成立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与江北指挥部前委经过酝酿斟酌，推举魏伯文为定远县民主政府的县长。在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滁县、凤阳、全椒和合肥等１５个县也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皖东的局面打开后，刘少奇又立即赶赴新的目的地——皖东北。

       刘少奇到达泗县城东南罗岗村刚刚住下，马上要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刘瑞龙和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总队长张爱萍等领导汇报情况。汇报会一直持续到半夜，第二天又开了整整一天。

       ５月１日，在罗岗的各部队聚集在一个广场上召开大会。刘少奇站在用牛车搭成的讲台上向部队作了报告。他讲了形势，讲了中共中央的方针，也讲了斗争前景，听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的。

       正当刘少奇根据皖东北情况准备部署斗争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敌情。盘踞在泗县、五河县的日伪军两面夹击向罗岗地区“扫荡”过来。张爱萍立即率部队护送刘少奇和中原局机关连夜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谁知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却乘人之危，率４个团倾巢出动，从运河两岸向张爱萍部背后进攻。

       顽固分子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我军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西面是出动“扫荡”的日军，北面是日军据点，南面是洪泽湖，而东面又是顽固分子的进攻。

       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退顽固分子。由于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还没有和国民党顽固派发生过武装冲突，这次可不可以打，该怎么打，还把握不住。于是，他们一面派出一个团，趁顽固派立足未稳，抢占了新行圩子，和他们对峙起来，一面由张爱萍去请示刘少奇。

       当张爱萍走进刘少奇的住室时，只见刘少奇正背着手，踱着步子，和一名干部在谈论着什么。

       张爱萍简要地向刘少奇作了报告，最后说：“现在两面受夹击，没有地方走了，形势很困难！”

在张爱萍报告的时候，刘少奇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什么，脸色仍然像张爱萍进门时那样开朗、平静，仿佛一切都成竹在胸了。看着他这种泰然自若的神色，张爱萍觉得自己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

       刘少奇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问张爱萍：“你看该怎么办呢？”

       张爱萍说：“根据这种情况，不打看来是不行了。”

       刘少奇还是没有表态，沉思了一会后，又问张爱萍：“你们的力量怎么样？”

       张爱萍把他们研究过的想法向刘少奇汇报说：“我军虽然有３个团和两个游击队，但可以集中起来的兵力，总共只有３个团，其中２个团战斗力较强。以这样的兵力，对付王光夏的４个团，全部歼灭他们是有困难，但把他们击退，恢复我们的根据地是有可能的。”

       这时，刘少奇才说：“现在情况是很困难，打了，情况就变了。你们既然能打，就先打它一下，好不好？”刘少奇总是这样，先征询下级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当张爱萍返回部队时，刘少奇反复叮嘱说：“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顽固分子却趁机进攻我们，因此，打他们是有理的。这一点一定要好好地给部队官兵讲明白，告诉他们：‘有理，就坚决打垮它！’”

       就这样，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部的战斗很快打响，我军各团兵分两路，实施强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天，终于夺回了朱湖、新行圩子及其附近２０余个村庄，并将王光夏的部队从新四军活动地区彻底赶了出去。

       战后，刘少奇抓住时机，点将布阵，扩大战果。

       首先是把这里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刘少奇连续在罗岗、朱湖等地召集一系列的干部会议和有关人员座谈会，提出抗日政权问题。他要皖东北军政委员会选派最好的干部去政府工作，担任县长、区长、乡长。

       到１９４０年６月，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它标志着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正式建成。

       由于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由于刘少奇的直接领导，皖东抗日根据地终于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进入迅速发展的新阶段。